█ 第5章 民營經濟的發展(摘錄)

 四、依靠民營企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數十年來中國人民為發展現代科學技術作出了巨大犧牲和不懈努力。但是,中國高新技術水平和先進國家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其根本原因不在技術,而在制度。※

  發展高新技術(High-Tech,臺灣稱為高科技),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府反覆強調的一項基本方針。早在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份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的《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中就已經提出了「趕上和超過世界科學技術的先進水平」的口號,並且制定了《1956至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組織力量「向科學進軍」。在新技術革命呼之欲出的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又作出《關於工業發展的決定》,要求加快電子工業等「新興工業」的發展。70年代中期以後,重提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的口號,把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看作「四個現代化」的中心環節。可以說,數十年來中國人民為發展現代科學技術作出了巨大犧牲和不懈努力。但是,中國高新技術水平和先進國家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其根本原因不在技術,而在制度。

  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的最大區別,在於它是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換句話說,在生產諸要素中,智力資本扮演著最為關鍵的角色。因此,只有有利於發揮掌握著智力資本的專業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的制度安排、組織結構和文化氛圍,才是適合於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要求的。

  在這個問題上常見的認識迷思,是以為只要有高額的研發投資和建設起足夠多的大型企業,就足以推進高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回顧中國過去歷次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運動,所採用的方法大同小異,就是以政府為主導,規劃科學和技術發展的重點,動員物質資源和指揮科研力量進行「攻關」,並組織新技術到產品的轉化。在過去數十年間,政府制定了許多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等等的規劃,發動過多次科學和技術「攻關」的運動,將注意力集中於確定「攻關」的重點和為進行「攻關」分錢分物,調配人力上。

  現代關於技術和制度變遷歷史的研究否定了上述理解。例如:諾斯(Douglass C.North)和托馬斯(Robert Thomas)的名著《西方世界的興起》【註34:諾斯和托馬斯(1973):《西方世界的興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指出,18世紀以後西歐之所以首先出現經濟迅速發展,人均收入迅速增長的局面,是由於這些國家具有更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和保障個人財產安全的法律體系。羅森堡(Nathan Rosenberg)和小伯澤爾(L. E. Birdzell, Jr.)在《西方致富之路——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演變》【註35:羅森堡和小伯澤爾(1985):《西方致富之路——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演變》,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一書中,用確切的歷史事實表明:就科學技術本身而論,直到15世紀,中國和阿拉伯國家顯然高於西歐,但西方國家很快後來居上,在經濟上大大超過東方國家,原因是西歐在中世紀中後期建立了一種有利於不斷創新的社會機制。19世紀初產業革命的發生,有一個增長體制作為基礎。這種增長體制是在中世紀中後期的商業革命中逐漸形成起來的,例如複式簿記是13世紀發明的,公司制度是在17世紀初出現的,等等。沒有這種制度的變遷,產業革命是不可能發生的。因此完全可以說,產業革命其實是商業革命的直接後果。

  ※在什麼是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最優道路的問題上的另一個迷思,是認為政府最有長遠眼光,最能代表國家長遠利益,最具有動員人力、物力、財力的能力。※

  在什麼是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最優道路的問題上的另一個迷思,是認為政府最有長遠眼光,最能代表國家長遠利益,最具有動員人力、物力、財力的能力。因此,由政府制定計劃,用政府的力量來進行高新技術的研究和組織高新技術產品的生產,最能收到效果。但是二戰結束以來各國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歷史表明,事實並非如此。日本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與美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競賽中,運用六七十年代趕超歐美先進國家時所使用的方法,由政府制定計劃,指定技術路線和組織社會力量來進行技術開發和產品生產,結果事與願違,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第一,趕超先進國家的活動,可以依靠已有的知識去進行,政府進行規劃和組織,沒有太大資訊上的困難;而技術創新的實質在於探索未知。技術決策所需要的知識不是政府所固有,而只能靠成千上萬科技人員在「試」與「闖」中去獲得。第二,開發高新技術要依靠專業人員的自由創造精神,政府的計劃和行政紀律只會壓抑創新的專業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第三,高新技術產品的生產由政府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來進行,由於沒有競爭的壓力,沒有商業收入的支撐和沒有盈利的激勵,也不可能像民營企業那樣有效率。

 

 ◎深度分析5–3 高畫質電視的故事

  20世紀80年代是日本在高新技術(High-Technology,簡稱Hi-Tech)領域凱歌行進的時期。70年代末期,在日本政府主導、計劃與市場互相滲透和「官、產、學」的協同努力下,日本製造業取得了在超大型積體電路研發和製造上趕超美國的巨大勝利,進而覬覦資訊科技產業(Information Technology,簡稱IT)的霸權。

  80年代初期,日本提出技術立國的口號,試圖在高新技術領域與歐美諸國展開全面競爭。在具體實施層次上,日本延續了以往通商產業省的「行政指導」做法,在選定的「戰略性技術」,首先是高畫質電視(High Definition TV,簡稱HDTV)領域內,進行政府資助和協調下的集中攻關。

  在開始的時候,日本的這一做法似乎相當成功。根據通產省和國家廣播公司(NHK)制定的技術路線,基於類比技術的高畫質電視在日本首先開發成功,並且在1990年實現HDTV首播。日本國家廣播公司總裁島慶滋向全世界宣告:「電視是美國發明的,但高畫質電視卻是日本首創的。」

  日本節節取勝的時候,美國繼續用自己習慣的方式進行HDTV的研發,也就是說,讓發明家和製造商各顯神通,誰取得成功,就以誰的技術標準作為行業標準。到1988年,美國已經有不同公司開發的24個不同的HDTV制式方案。到1990年,也就在日本歡慶其演播成功的時候,美國的一家企業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提交了開發基於數位信號的HDTV計劃。隨後,美國的企業陸續克服了資料傳輸和壓解碼技術上的難題,使單個頻道可以傳輸多達10套電視節目。此時,數位HDTV已經成為明顯優於類比HDTV的實用技術。

  儘管數位HDTV技術已經使日本的類比HDTV失去了發展前途,但由於受到國內力量的頑強抵抗,日本官方直到1994年才宣布放棄曾經注入大量資金的類比式HDTV研究計劃,轉而支持數位電視的研究與開發。這不僅意味著整整20年的HDTV投資毀於一旦,而且標誌著美國取得了在IT產業不容挑戰的霸權地位和人類進入了數位時代。

*根據K•賽康得(Konrad Seitz,1990):《爭奪世界技術經濟霸權之戰》(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8年)等資料編寫。*

通觀世界各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經驗和教訓,中國應當做的事情是:

1. 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
一方面要糾正前面講到的政府越位和職能錯位的偏向;另一方面,又要做到政府職能到位。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中需要由政府從事的活動包括:(1)建立有利於高新技術創業活動的組織制度和法律體系;(2)用政府資金資助沒有直接商業收益的基礎研究和尖端技術開發;(3)組織業界共用技術的開發。

2. 建立有效的融資機制
中國在高新技術產業融資機制上有一個迷思,就是將高新技術企業資金供應的問題簡單地歸結為有沒有風險投資公司(或稱創投公司),認為只要設立幾家風險投資公司,這些企業的融資問題就可以解決了。實際上,風險資本(或稱創投資本)在高新技術企業融資中占主導地位是一種典型的美國現象,在其他國家,有各種各樣的融資形式來適應高新技術產業對資金的需要。最主要的是,高新技術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對融資形式有不同要求。
 

 ◎深度分析5–4 美國的創業投資

  在美國,創業投資普遍採用有限合夥(limited partnership)的組織形式,其合夥人包括普通合夥人(general partners)和有限合夥人(limited partners)兩類。普通合夥人(一般是經理人員)對經營管理承擔全部個人責任,而有限合夥人(如銀行、大公司、投資基金等)為基金提供大部分資金,但並不參與基金的管理和投資決策,也不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一般情況下,有限合夥人的投資占創業投資資金總額的99%,構成創業投資公司的基本資金來源;而普通合夥人投入的資金僅占1%,但擁有20%∼30%的分紅權。普通合夥人投入的主要是科技知識、管理經驗、金融專長等。有限合夥制的重大意義在於:通過普通合夥人的利益與其責任緊密聯繫,有效地降低了資金管理人投資活動中的道德風險。

  創業投資機制的重要特點是創業投資家運用其創業管理的知識積極參與創業企業的經營決策,具體實施依照事先的約定在董事會、管理諮詢、網路資源支援等層次展開。通過創業投資家的參與,創業企業有可能在企業的治理結構、公司戰略、人力資源、財務與市場等多方面得到改善,有效克服創業企業在企業快速成長中的種種難題。

  創業投資家不是通過股息紅利收入,而是通過出售其所擁有的股權來取得回報的。退出的渠道主要有:創業企業的股票首次公開上市(IPO)、管理層收購、被其他公司或投資者收購兼併(M&A)。近年來,兼併和收購在創業資本的退出方式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高新技術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對融資形式有不同的要求。處於種子期時,進行初始研究的高新技術企業,多半採取內源融資的辦法,以獨資、合夥等法律形式將個人風險與收益緊密聯繫起來。處於創業期和擴展期時,資本需要增大,經營管理的難度提高,往往需要風險資本(或稱創投資本,Venture Capital,簡稱VC)的介入。在進入推廣成熟階段以後,高新技術企業就會選擇在證券市場上首次公開發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簡稱IPO)或被其他公司收購兼併(Merger & Acquisition,簡稱M&A)等方式繼續發展。

資料來源:亨利•羅文(Henry S. Rowen,2000):《硅谷的創業和創新體制》。
*根據李鍾文等主編:《硅谷優勢:創新與創業精神的棲息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和劉曼紅主編:《風險投資:創新與金融》(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等資料編寫。*

※應當根據高新技術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要求,創造多種多樣的融資形式。※

  應當根據高新技術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要求,創造多種多樣的融資形式:(1)鼓勵投資商和專業基金提供「天使資本」,也要提倡民營企業、社會團體建立此類基金;(2)引入以有限合夥制為主要形式的風險投資公司;(3)建立「櫃檯交易市場」(over the counter market,簡稱OTC market)和「二板市場」,使步入成熟期的高新技術企業能夠繼續融資,也為風險資本退出提供通道;(4)完善關於收購兼併的法規,使之成為風險資本退出的另一通道;(5)從以資產擔保轉向以定單為基礎的債務融資。

3. 將大量專業人員從舊體制下解放出來
現在有相當大一部分適合於從事高新技術研究和開發的技術力量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學校中,其中不乏優秀的創業人才,他們是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開展創新活動的一支生力軍。如果能將這部分力量動員起來,解放出來,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對於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推動將是不可估量的。目前發揮他們的作用的主要組織形式,是所謂院辦企業、所辦企業和校辦企業。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辦企業是中國特有的現象。矽谷60%∼70%的企業都是由史丹佛大學的學生或教師創辦的,但是史丹佛大學沒有一個校辦企業。現代社會分工很細,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很難管好企業。而在校辦、院辦和所辦企業這種特殊類型的國有企業中,發明家和企業家缺乏切身利益的聯繫,也使企業難於有效經營。這些校、院、所通常只能從它們所辦的企業中拿到有限的收入,可是由於精力外騖和資源分散,卻削弱了科研和教學的本業。因此,這種組織形式既不利於專業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又影響學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精力搞好教學和科研,應當儘快讓它們分拆出來,獨立發展。

4. 建設良好的創新基地
※要廣泛吸收社會資源,讓各種民間機構為初創企業提供更專業化的服務。※

  政府應和社會各方(包括商業組織和中介機構等)共同努力,為創業企業建設良好的「棲息地」或「孵化器」,為專業人員充分發揮他們的創造才能準備條件。因為我們原來的社會資源條件比較差,法規也不健全,所以在開始做「孵化器」的時候,常常要由政府來設立,使它們變成了一個由政府管理的有形機構,進入這樣的機構和接受「孵化」要先由政府來認定它的「高科技含量」。這類做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利於發揮一切創業力量的積極性,所以要廣泛吸收社會資源,讓各種民間機構為初創企業提供更專業化的服務,如諮詢服務、融資服務、物業服務、秘書服務等,把「孵化器」的圍牆打開,面向全社會服務。